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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刊:2010

从小生活在中国,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把《水浒传》翻译成英文,书名改为《四海之内皆兄弟》。反映出译者这样的感受:一部描写中国农民起义以及被招安的小说里面,比杀戮、谋略、情爱更让人倾心的是兄弟之情。水泊梁山的好汉,有名有姓108人。他们同生共死的理由只有一个:兄弟。
  兄弟情被中国人称为手足情。手足的比喻若译成外文或可使异域的读者费解,但中国人,特别在大地上耕作过的人眼见心知。手和脚一起劳碌,一同苦乐。前路有荆棘,足与手哪一个绕得过?把兄弟定位于肢体关系,是中国式的宗法伦理的一大发明,当然它来自儒家的教义。“孝悌”之“悌”,即说兄弟之间友善的、不弃不离的、订之于终生的亲情。在中国人心中,兄弟情是大事。大到什么程度?此事仅次于侍奉父母,是不可回避的做人的根本之一。
  在漫长的农耕社会,什么也抵御不了饥荒、病患、兵乱。但家庭的团结稳固,特别是以血缘相系的大家庭的和谐一体,或可保全在灾变面前破碎的生命与利益。如此看,兄弟的责任,远远大于同胞间的名分,理应共赴生死。于是,在旧时的大家庭,当老人的,思虑的大事是让儿孙住在一起,不分家。不分家,实为不分情。在财产共有的基础上浸润血脉的信息。
  这种情形,在五四时期被视为封建守旧,曾被声讨砸烂。然而,在当时社会保障样样破败的境况中,父母衰老、兄弟离散,遇到当头之祸去找谁帮助呢?小家庭不堪摧折,还是兄弟更有力量,因而砸不烂。
  于是,中国社会诞生出一种奇特的伦理关系,即“友道”。它是从儒家的兄弟观念伸到社会的一种亲密纽带。这个道是什么?
  ——姓氏不同,血缘不同,籍贯不同,社会地位和文化背景也不一定相同,但变成兄弟。他们完全可以像亲兄弟一样剖肝沥胆,有福同享,有难同当。文前提到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即是这一现象的文学缩影。
  梁山好汉几乎每人都有一样优异本领(鼓上蚤时迁先生专擅偷东西,母夜叉孙二娘女士杀了人做包子,其本领按说不宜称为优异,姑言之)。本领是他们的“好”。而在大宋王朝,“好”并没有什么出路,因为世道太差。所以每个人抱成团之后,他们才舒展。除了“好”之外,他们第二个鲜明特征是“汉”。汉者,男人也,大丈夫也,其核心含义不在于性别,而在义。
  义,在儒家思想里不及“仁”的地位高,但在民间,义比仁的影响大得多。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草根思想史的学者也许会忽略“义”的巨大作用。它鲜明地存在于从先秦的荆轲直到现今的百姓心目中。它民间,它潜藏,它血性,它召之即来,它服从公理,它甚至是神秘的巨大能量。
  梁山的人氏未必个个本领卓绝,宋江就是最没本事的一个。但结为兄弟,能力让位于情谊。只要讲义气就足够了。因为中国人心目中的“兄弟”,并非拳击协会。它诉诸于感情,寄托于心灵。虽然自己有亲生兄弟,但渴望更多的兄弟,并以亲兄弟视之。兄弟可以多到不限数量,广至四海之内。人们从中看到,中国文化中感情力量的巨大。
  友道是一种大道。南怀瑾称之为“特殊社会”。它的思想基础包括了孔子、墨子和游侠三种思想的结合。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一旦结拜了兄弟之后,比同僚更讲仁义。没有仁,大家做事就缺少见容于社会的道德准则,无根基。而没有义,互无相助,称不上兄弟。
  不要认为“兄弟”只存在于古代,只存在于底层,决非如此。如今的大学生共居一个寝室,也排老大、老二……毕业多年,他们也以此相称,感情笃实。高层之间也有兄弟情谊,这些兄弟们渴望在有限的血缘内的兄弟之外扩展更多的手足之情,为之愉悦与悲伤,为之奉献与奔走。他们什么也不图,只为那个彼此的称谓:兄弟。
  泰戈尔说:有一次,我梦见大家素不相识,醒来后,才知道我们原来相亲相爱。责任编辑/迟 早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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